第一章 时过境迁

此次改革，不但使省级行政区划变得更小，还对全国经济布局做了全面调整。

将新疆、内蒙古、大西等地多人少的自治区分化划成多个省级行政区，新增几个面向巴基斯坦、尼泊尔、缅甸、孟加拉国、蒙古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朝鲜等邻国的直辖市，非常有助于增进边境贸易，加强共和国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。将沿海发达地区的副省级城市设为直辖市、比如辽东直辖市、山黄直辖市、苏北直辖市、福南直辖市，能够更加有效的发挥如同大连、青岛、厦门等特大城市与发达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，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。在较落后或者较偏远地区设立新的省级行政区，比如东川直辖市、苏北直辖市，能够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，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。

除了经济上的原因，调整省级行政区划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改革。

随着省级行政区划数量增加，权力必然分散，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权力，使地方政府难以抵制中央政府的改革政策。

2032年初，换届选举之后，王元庆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。除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县级基层代表普选之外，还在辽东、河北、山东、山黄、苏北、江苏、上海、浙江、福建、福南、广东、广西、东川与重庆等14个省级行政区进行“县级基层政府直选”试点工作，即由县级代表大会选举代替上级任命，直接产生县级政府。

在伊斯兰堡，裴承毅认识了现在的妻子，当时在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当文秘的柳青青。

两人从认识到结婚只用了半年时间，算得上“闪婚”。裴承毅看中的不是柳青青出身外交官世家的身份，也不是时任共和国外交部南亚司司长的岳父柳玉龙，而是两人相似的工作环境。作为驻外使领馆文秘，柳青青长期在国外工作，与裴承毅长期在军队工作一样，早就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，即便丈夫长期不在身边，也不会有多少怨言。根据国防部对离婚军人进行的调查，绝大部分都与夫妻长期分居有关。

婚姻与女儿改变了裴承毅的生活，也影响了他的事业。

如同任何一个父亲一样，裴承毅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女儿身上，花在了家庭上。因为分到了一套单家独户的庭院，所以裴承毅把早年因脑溢血瘫痪的母亲接到了巴基斯坦，还聘用了两名巴基斯坦军队的勤务员。

可以说，在巴基斯坦的这两年，裴承毅更像普通人。

改革走到这一步，已经势不可挡。

可以说，直到这个时候，政治改革才触动了地方官员的核心利益。

县级代表由公民直接选举，再由公民选举的代表选择政府官员。如此一来，县级政府的负责对象不再是上一级政府，而是投其选票的代表与选择代表的公民。改变了政府的责任对象之后，政府官员的任命不再完全由上级政府决定，而是由公民决定。虽然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，比如县级政府官员要想获得升迁，仍然需要上级政府官员的提拔，但是县级政府官员要想获得支持，必须为选择他们的公民负责。

按照外界的预测，王元庆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。

在他第二届任期结束之前，肯定会在全国推广“县级基层政府直选”，并且在省市一级政府推行“代表直选”。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前进，政治改革不可能在王元庆任期内完成，至少中央一级的改革行动要由下一任国家元首完成。

当然，裴承毅没有因此而忘记军人的职责。

4年多，共和国的变化更加显著。

2031年中，国内局势稳定之后，王元庆开始大刀阔斧的调整行政区划。

看上去，这与政治改革没有多大关系；实际上，这是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步骤。

按照全体代表大会在2031年7月通过的《行政区划修改调整实施细则》，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（不包括澳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）通过重组、分化为48个省级行政区，新增的省级行政区包括伊犁哈萨克自治区（原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）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区（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）、西疆直辖市（原新疆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）、山北藏族自治区（原大西阿里地区与日喀则地区）、山南直辖市（大西山南地区、林芝的米林与墨脱县、以及收复的藏南地区）、西蒙古自治区（阿拉善盟、巴彦淖尔市与鄂尔多斯市部分地区）、呼伦贝尔直辖市（呼伦贝尔市与兴安盟）、甘北省（酒泉市、张掖市、金昌市与武威市）、川西自治区（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与甘孜藏族自治州）、东川直辖市（达州市、巴中市、南充市与广安市）、北部省（大兴安岭地区、黑河市、齐齐哈尔市、与伊春市）、西南自治区（迪庆藏族自治州、丽江市、大理白族自治州、保山市、临沧市、怒江傈傈族自治区与攀枝花市、凉山彝族自治州区）、辽东直辖市（大连市、营口市、鞍山市与丹东市）、山黄直辖市（威海市、烟台市与青岛市）、苏北直辖市（徐州市、连云港市、宿迁市、淮安市与盐城市）、福南直辖市（龙岩市、漳州市、厦门市与泉州市），行政区划变更的有吉林省、湖北省、湖南省、宁夏回族自治区、贵州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、广东省、江西省、浙江省与河北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