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、玉石俱焚

韩国要强兵就要鼓励耕战，抑制崇尚儒家的风气蔓延，即重武抑文，这是韩国国情的需要。而对于商人的认识，韩非其实是单纯从富国强兵的需要来看问题，没有充分认识到商业流通，可以满足社会需求、甚至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积极作用，是存有偏颇之处的。

比韩非早一个时代的魏国大臣白圭和吴越争霸时期的范蠡，被认为是中国商业的鼻祖。

白圭认为商业的本质就是“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予”，即大家都不要的东西，我囤积起来。等大家想要的时候，我能提供货源，这样就以低成本占得先机。

经营好商业，同样要智勇双全，才能迅速作出“迅速如鹰隼”的判断和果断买进、卖出。商人要有仁厚之心，比如说经营粮食业务，丰年和灾年是循环交替的。丰年谷物低贱的时候，将它买进来储存。灾年饥荒的时候，要以较低的价格卖给百姓，平抑了物价、也帮助了国家、还能自己取得收益。商人的信条应当是：利民、利国、利己，利己放在末尾。

写到这里，笔者禁不住轻轻叹息。

秦王漫不经心地说：他早晨派人来禀报，身体有些不适，胃口疼痛，本王允他休息几日。

齐王建：唉！这些日子，长史也确实辛劳啊！

韩非心里想：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惺惺作态，秦王与那李斯真是对了脾气，一丘之貉！

秦王礼敬韩非说道：韩非阁下，你年长本王约20岁吧（韩非是公元前280年左右生人，时年48岁，他比学长李斯小一岁）？本王倾慕你的文章呀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－－，我全读过，十分欣赏呀！

“是以圣人不期修古，不法常可，论世之事，因为之备。宋人有耕者，田中有株，兔走触株，折颈而死，因释其耒而守株，冀复得兔，兔不可复得，而身为宋国笑。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，皆守株之类也。”秦王随口吟朗起韩非的文辞，众人非常惊讶。

我们的先民，是多么的有智慧和仁厚啊！反观今日之市场，假货、劣货横行无忌，商人们利欲熏心、所干出的伤天害理之事，层出不绝。商业道德败坏，商人的形象在多数人的心中，也尽成过街之鼠辈。

这些奸商利用国家管理的漏洞、或收买官员，走私贩私、制假售假、哄抬物价（包括菜价、房价、服务价格），熬制地沟油，在牛奶中掺假三聚氰胺等毒物，用福尔马林制造鸭血，用硫磺熏馒头和草药、炮制不含羊绒的“羊绒衫”、制售激素催养的鸡鸭、猪羊、鱼类，用人畜粪便和化工原料沤制“臭豆干”、假打折、真涨价，冒充清仓大甩卖，强买强卖，在手机中预装后门扣费程序，公开贩卖**药物、毒品，走私贩卖转基因粮食、种子，将污染水灌注于地下，强迫劳动、压榨盘剥劳工－－－等等、等等，劣迹斑斑、天良丧尽、恶行可谓罄竹难书。

还有恶意揽储、坑蒙拐骗、梦想一夜之间将别人兜里的钱财都抢过来。其中最坏的，甚至密谋纵火骗取保险金、有预谋地杀人夺取钱财。

还有的奸商以金钱铺路、涉足政坛或收买政府中的败类为靠山，更是肆无忌惮、为所欲为。绑架妇女、逼良为娼、狂吞国资、巧取豪夺的累累罪行，不断被曝光而大白于天下。－－－－这些人往往摇身一变，卷款举家逃往国外，祸留中国、钱入私囊。个别胆大包天的，将家属安置在国外之后，自己竟还在国内贪婪地不择手段吸金。

换了战国时代的秦国，这些人是跑不掉的。纵然逃到天涯海角，也会被秦国枢密府给捉回来，明正典刑！现在有些难了，因为中国奸商已经鼠窜全世界，到处去败坏中国人民的声誉了。

秦王激愤地说：“五蠹者，五个害虫呀!韩非贤能，指出其要害，天下君王都要警醒！”

“五蠹”就是五种蛀虫。韩非在他的著作中认为，“学者”（儒家）、“言谈者”（纵横家）、“带剑者”（游侠）、“患御者”（害怕服公役的人）、“商工之民”（经商做工的人）是实行耕战政策以富国强兵的破坏力量，因而把他们比作危害国家的五种蛀虫。

韩非认为，种田辛苦有人干，是因为有庄稼的收成，打仗危险有人干，是可以经由战功获得富贵。

如果书生们舞文弄墨，就能取得高位和功名，谁还肯去流汗、流血？纵横家巧舌如簧、以所谓智谋惑乱各国，自己收取名利，也是不好的榜样、天下的蛀虫！游侠好逸恶劳，游荡乡里，是社会上的一群小混混（黑帮派、黑社会）！使用各种手段，逃避兵役、徭役的人，都是些富户、官宦家的纨绔子弟，到处行贿，败坏世风。而商人奸猾贪婪、囤积居奇，无信无德，也是社会的渣滓！

韩非的认识有一些偏激和缺失，尤其是对于文化人即所谓儒生的认识和对商人的认识，有一定历史局限性和特殊性。